近幾年，特別是中美貿易爭端以來，一提到美國時，中國社會輿論中會有一些異樣情緒，或覺得敏感，或莫名警惕，或害怕接觸，當然，還有一些人仍存崇拜之情。這些非常態(tài)般的多元與復雜情緒，都算是當下中國人對外心理的時代特征。問題在于，我們能否更加常態(tài)化看待、更頻繁地接觸美國及其國民尤其是那些戰(zhàn)略界人士？

　　有一次我調研西南某省剛剛脫貧不久的一個縣城，縣長與我談及許多國際形勢，尤其熱衷于講述中美緊張形勢下縣域治理的壓力。于是我問道，你這里離最近機場近3個小時車程，縣城也見不到外國人，更談不上美國人，為何要把中美緊張形勢考慮到日常治理中的重要位置呢？

　　還有一次我向中西部某地的一家國企老總推薦了幾位美國戰(zhàn)略界人士和前高官的來訪調研。這位老總很有興趣，但很快回應當?shù)乇Ｐl(wèi)、外事、報批程序過于復雜，完全超出了當?shù)亟哟芰?，于是只能悻悻作罷。

　　這些普遍存在于各個地方的親歷，恰恰反映了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進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的決定》中要改革的一條重點內容的緊迫性，即第十部分里的第41條“推動走出去、請進來管理便利化，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”。

　　筆者認為，要真正落實這條改革措施，最重要的落腳點在于，必須扭轉不愿、不敢、不想與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交往的氛圍與環(huán)境。

　　不可否認，近幾屆美國政府對華長期采取遏制政策，對來自美國的一些特殊人士當然應更重視。但另一方面，作為大國，同樣也應有充足的自信去接觸所有外國人，包括那些內心對華存有誤解、偏見甚至不友好的美國人。

　　近年來，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加強民間友好和人文交流對發(fā)展兩國關系的重要意義，并與美國各界人士多次真摯互動，推動中美民間友好續(xù)寫新的篇章。提出“中美關系的基礎在民間，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”。

　　2024年3月27日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集體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(zhàn)略學術界代表時指出，“中美關系史是一部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，過去靠人民書寫，未來更要靠人民創(chuàng)造。中國有句話，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。希望兩國各界人士多來往、多交流，不斷積累共識，增進信任，排除各種干擾，深化互利合作，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福祉，為世界注入更多穩(wěn)定性?！?/p>

　　高層親力親為地做美國人的工作，正是給各級政府、各個企事業(yè)單位、各個高校研究機構提供了示范。這正是我所在的智庫近期承辦為期一周的“明德戰(zhàn)略對話2024”、邀請10多位來自美國、歐洲的戰(zhàn)略學術界人士來中國的重要背景。

　　我們安排這些來自歐洲、美國的戰(zhàn)略界人士調研開放最前沿的上海浦東、走訪世界商品集散中心義烏、觀察民營經(jīng)濟重鎮(zhèn)溫州，還引導他們看看新農村建設、逛縣城夜市、做客企業(yè)主家等等，安排許多批次的年輕人與他們面對面對話，讓他們真實地體驗新時代的中國，進而盡可能地重塑這些有影響力人士的中國觀。

　　從籌備安排看出，各級政府外事與宣傳機構是有外事交往的潛在意愿的，只是希望在制度與氛圍上還可以更加松綁。各個企事業(yè)單位是有國際交往的充足底氣的，有位企業(yè)主說，讓他們隨便看嘛，沒什么不能讓他看的；還有一位當?shù)貦C構負責人說，我們這里那么干凈、安全、便捷、還有煙火氣，美國人會羨慕的……

　　可見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所提出的“推動走出去、請進來管理便利化，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”，是具有民間動力與基層活力的。關鍵在于，在制度設計和機制構建上，要更敢于善于釋放這種動力與活力。

　　事實上，新中國建設之初逐漸打破西方陣營的封鎖，源于大膽地與西方交往與溝通。40多年的改革開放，中國國力從弱到強、從國內走向世界，也是源于不斷打開國門與世界融合。現(xiàn)在，世界處在新的動蕩變革期，西方一些勢力試圖重新打壓、封鎖、遏制中國的強國之路，此時，更需要努力打破之、瓦解之，更要靠膽大心細、積極主動的交往與溝通。

　　2024年上半年，全國各口岸入境外國人1463.5萬人次，同比增長152.7%，適用免簽政策來華外國人854.2萬人次，同比增長190.1%，海外傳播中國的頻次大漲，再次證明中國對多國實施免簽政策以來、對外國主動接觸交往的積極效應。

　　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村有一本非常著名的隨筆集，書名叫《當我談跑步時，我談些什么》。書中用細膩的寫作技巧記錄了跑步的心理活動并延伸到人生態(tài)度，如“痛苦無法避免，磨難可以選擇”“不想跑步，所以更要去跑步”。

　　把這個書名套用到當下中國智庫與美國戰(zhàn)略界的交往，或可用改為“我們談‘美國戰(zhàn)略界來中國’，我們談些什么？”，我希望是其中應有的含義是，“對美國斗合并行的痛苦無法避免，如何減少磨難可以選擇”“不想與遏華的美國交往，所以更要與之交往”。

　　如果真有這種觀念的轉型，那么，回答“我們談‘美國戰(zhàn)略界來中國’，我們談些什么？”答案是，我們應該談如何更好地接觸對方、更好地闡述中國、更輕松地與之交往，而不是“安全泛化”似的擔心、害怕、警惕、防范。至少在當前這個特殊時代，擁有這份自信、開放的心態(tài)非常重要。（作者：王文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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